李延声作徐邦达画像

　　丁肇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有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由此，徐邦达被誉为“徐半尺”，意思是他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

　　“这个诨号其实很江湖，先生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徐邦达的弟子王连起告诉记者：先生多次讲“有的画看一寸，甚至看一个字就能鉴定出来；有的看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研究出准确的结论，还要等更明确的佐证。”鉴定不仅靠眼力，它要求有很深的古代文史功底，徐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将书画鉴定由眼学经验，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这是划时代的。

　　“顶天的老师”

　　如今已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王连起，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师徐邦达的过程。1966年，因“文革”动乱中断学业的他经常到国子监里的首都图书馆读书，他尤其喜欢阅读文史书籍，曾拜碑帖鉴定专家李卿云为师。1978年，全国文物调展北京，在故宫分四期展出，时年30岁的王连起多次前往参观。一次在展览现场遇到徐先生的两位朋友，他们对有一定国学功底的王连起很感兴趣，于是又到王的家里访查，最后他们对王连起说：“我们给你找顶天的老师。”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还没落实政策，先生住的说是两居室，其实书房只有7平方米。”王连起回忆，当时两人谈的很投机，没想到先生作为这么大的权威，对初次见面的学生如此和蔼平静，“他先是问我都是怎么自学的，后来又拿出一些影印本来跟我讨论，我想实际上是先生在考查了解我。”第二次见面时，两人已经无话不谈了。当时先生在做“古书画伪讹考辨”的课题，“他问我能不能替他查一些古书，抄些稿子，他还关切地告诉我，旧书标点不好点，可以不点，原原本本抄下来就成了。”王连起还记得，当天他们谈到了晚上10点多才分别。再次见面，他将查的资料、抄的稿件呈给先生，先生仔细看过说：“你都断句了，不错。”那天谈话范围更广，王连起正式开始向先生讨教了。“临走的时候先生让我把工作单位写下来，好让国家文物局调我到故宫做他的助手，于是1979年初我被调到故宫。”

　　为书画而生

　　1979年冬，王连起随先生去天津看画讲学，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当时住的饭店里还没有电视，每天晚上除了会见朋友，师徒俩待在一起主要就是聊天。讲起自己的过去，先生介绍自己五岁就读私塾，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史子集已经了然于胸。十七岁那年，有个亲戚因修缮房屋，把一套二十四史暂存他家，因为自己以前上学背诵四书五经，有些历史背景搞不清楚，就借这个机会，用了不到三年工夫，把这套书浏览了一遍。有些表志，当时没怎么认真看，纪传是看了的，这样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索引，以后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历史问题，就能想起相关的部分。

　　王连起说，先生把古书画鉴定当做学问来做，将所谓“眼学”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都有赖于早年打下的国学功底基础。

　　很多人都感叹徐邦达是为书画而生。他的父亲，拿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儒商”，喜爱绘画，家藏丰富，小小年纪的徐邦达在读书之余常常临仿一些古画，后又陆续拜赵叔孺、李醉石、吴湖帆等为师。王连起介绍，很多人说起徐邦达绘画，都会提到1941年他在上海“中国画苑”首次举办个人画展一举成名，实际上在此十几年前，他每年都参加上海“中国画会”的画展，并受到名家的好评。

　　徐邦达临摹的古画几可乱真。南京博物院藏的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轴》下部残损，当年在吴湖帆手中时，就是徐先生给补的，可谓天衣无缝。王连起告诉记者，启功先生曾经跟他讲过一个故事：1952年，启功推荐徐邦达到北大，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书画鉴定课程，由于他有浓重的江浙口音，在讲课时，启功亲自为他写板书。当时同去讲课的还有大收藏家张伯驹。“张先生的教材，打开包袱皮，是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贵老师带的是他自己的临摹仿古作品，有人物，也有山水，精极了！同样让人惊讶。”

　　鉴定标尺

　　在绘画艺术上，徐邦达二十几岁便已成名，但当四十岁画艺正是炉火纯青的时候，他却将画笔毅然搁置了下来。有一次，王连起就此询问先生，先生当时表情凝重地说：“一是我正式参加国家的工作，为国家鉴定收购古书画，当然要全力以赴；二是我的画风不合时宜。”王连起解释，所谓的不合时宜，是因为当时讲求的是绘画“为政治服务”，先生是临摹研究古书画出身，对绘画要勉强地赋予政治意义不感兴趣，李卿云先生说：“他的画完全是传统的，里面不好插红旗、树烟囱、跑拖拉机。”

　　讲起徐邦达鉴定古书画的源头，王连起介绍，先生20多岁就对鉴定有兴趣，年轻时因为师友人脉关系，江南藏家的书画，先生都曾过目。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运到上海租界暂存，1934年应英国之邀，要从中选出部分精品赴伦敦展出，徐邦达被聘为审查委员会成员，与叶恭卓、赵叔孺、吴湖帆等人一起审查选择展品。1937年在上海举办第二次全国美展，徐邦达写下了《全美古画批评》一书。1937年7月，受叶恭卓、吴湖帆委托，徐邦达又撰写了《上海文献展览会古书画提要目录》。

　　真正把古书画鉴定当做一门学问研究，并提升到学术的高度，还是在解放后。1950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调徐邦达到北京任该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征集、保护了散落在各地的三千多件书画珍品。1955年，徐邦达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1960年，徐邦达即编写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对其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都做了真伪判断，并加以标注。几年后，他又依据各种著录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

　　“文革”期间，在“牛棚”里，他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时至今日，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这本书所定的纲目内容秩序。而他的著作《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对其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先生和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一起，担任这一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很多学生。王连起介绍，其实在此之前，为写作《古书画过眼录》，徐邦达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学生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巡看了大半，不但为各博物馆的古书画鉴定真伪，还帮助各博物馆为古书画定级。

　　虽然徐邦达本人对“徐半尺”的诨号不以为然，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徐先生是古书画“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余辉介绍，在80年代之前，中国艺术史家对早期绘画真伪的鉴别水平是相当有限的，难以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全面比较。80年代初，在徐邦达发表一系列鉴定论文、图录后，渐渐改变了这一艺术史研究的僵局。徐邦达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果，而且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时代——在国际学术界拥有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话语权。当对某件古代书画的鉴定意见纷呈不一时，在国际范围内，徐邦达和他的同道们在国际学界具有相当强的信服力，显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

      　性情中人：

　　不为长者讳，不为权贵遮掩

　　启功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好的鉴定家，就要做到“不为长者讳，不为权贵遮掩”，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徐邦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学生王连起说，都觉得鉴定书画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复杂神秘，但是在做人方面，徐先生却像小孩子一样耿直单纯。

　　单纯为人

　　在王连起拜徐先生为师之后不久，徐先生得知自己的学生还曾师从李卿云学习碑帖鉴赏，就主动跟他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正懂的人很少。你可以向启元白先生请教，元白先生学问好得很！”徐先生于是给启功写了一封书信，推荐王连起拜见启功，从此王连起得到了启功先生的悉心指教。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连起说，过去学艺唱戏都分门派，互相之间绝不逾越一步，而徐先生没有门户之见，襟怀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讲到徐邦达的耿直，王连起还忆起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一位中央首长收了一幅史可法的书法，所有的专家都说好，徐邦达反复看过后，却说是假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还找来真迹给那位中央首长看，他又举例说：“大英雄的字不一定就豪放，就霸气外露，文天祥的字就很秀气，”最后那位中央首长感叹道：“还是徐邦达不骗我！”

　　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甄别历代书画时，为了传承书画鉴定的经验，参加的专家被要求要带出一批学生来。于是，有的专家从人际关系出发，选的学生居然比自己年纪还大，还没等到鉴定结束学生就已经故去。实际上，1985年9月以后，徐邦达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启功先生名义上还参加，但从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上的专家鉴定意见，就没有两位先生的了。当时的说明是“由于身体欠佳及其他原因”，其实，对有些专家做事方式的不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情世故、关系势力，都不能动摇徐邦达的鉴定结论。让王连起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二十几年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讨论曹雪芹小像问题的研讨会，徐邦达早就断定此像不是曹雪芹本人，而是在近世“红学”盛行后后人伪造的。当时一位著名红学专家就怕徐邦达下此结论，所以开了一上午的会，这位老先生始终挽着徐先生的手，并不时恭维先生的学问和才识，弄得先生欲说不能。不得已，徐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中途退场，他拱手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写文章吧。”后来他的文章果然登在了香港的报纸上，并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的最后一篇，题为《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面之五》。虽私下里与这位老先生诗词唱和、交谊很深，但是徐邦达最终也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录”还没成书前，手稿就放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有的人写文章会拿来参考一下，当时有人对此很有意见，徐先生却很豁达，只是笑笑说：将来成书了，别把我自己当成抄袭者就成了。

　　勤奋过人

　　徐邦达是古代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来源于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在2010年7月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研究与鉴定：徐邦达的意义——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回忆说，“我过去经常在文津街的北图见到徐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也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徐先生做学问的刻苦严谨，每次他去柏林寺的首都图书馆，都能看到徐先生在翻古文献。来自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张子宁介绍：徐先生访问美国三个星期，就完成了700多件书法、绘画的鉴定。

　　其实，徐邦达的勤奋是由来已久的。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回忆，“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干校时，徐邦达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食堂吃饭还看书。

　　徐夫人滕芳回忆说，故宫的人曾经跟她讲，徐邦达在湖北咸宁下放的时候，因为口渴，在街上买了两个老百姓卖的梨，就被批判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滕芳后来问他，“人家批判你，你什么想法？”他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他们在上面批斗我，我在下面就想我的写书问题。”他那套《古书画鉴定概论》，就是在下放的时间里基本完成的。

        

　　京剧票友

　　据有的文章介绍，生活中的徐邦达特别有韵味。他喜欢吃西餐、喝咖啡，交谊舞跳得也很棒。他的书房从来都是整整齐齐，用的手绢也是白色的。徐夫人滕芳曾说：“徐邦达长寿是因为他的心里很干净，他从来不趋炎附势，没有人情世故的概念。他甚至不认识钱，连一百元能买些什么都不知道。”

　　王连起透露，生活中的徐邦达还是一个京剧票友。早年在上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京剧票友，电影演员陈述当年只有十一二岁，徐先生和陈述的父亲一起唱戏，陈述给他们拉胡琴。他还曾对京剧名家王瑶卿执弟子礼。

　　故宫漱芳斋内有一座戏台，建于清乾隆年间，原本是为了给帝后们演戏用的，1957年徐邦达还曾在此登台表演过京剧《洪洋洞》选段。当年在团城，有时收到好的古书画，徐先生也会一边鉴赏一边情不自禁地来一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2010年7月7日，为贺徐邦达百岁诞辰，有关方面在钓鱼台国宾馆为徐先生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当时沈健瑾、于魁智、李胜素等京剧名家均到场表演祝贺。

　　伉俪情深

　　比徐邦达小23岁的夫人滕芳，是我国老一辈的话剧演员，曾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舞恋》、《谁是第三者》等影片中担任角色。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刚刚恢复生机，滕芳的事业正是热火朝天，但是为了徐邦达，1983年滕芳毅然提前退休，自此30多年来，滕芳就犹如徐邦达的影子，徐邦达到哪儿，滕芳一定到哪儿。

　　从2005年起，因为患病，徐先生已不能走动，并渐渐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很多活动都由滕芳女士代为出席。2010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出资百万设立了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记者至今记得，当时代表徐先生出席首届奖学金颁奖仪式的滕芳女士曾介绍，在徐先生意识清醒时告诉他设奖学金奖掖后学的事情，徐先生的眼睛里当时“明显一亮”。

　　去年，70多岁的滕芳出席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百年光华——徐邦达珍藏作品及艺术回顾展》，在开幕式上她直言：“今天能有这个展览，基础是我对徐邦达铭心刻骨的爱。”谈到徐先生的健康状况，滕芳介绍：“我要搞好身体，我们俩不定谁活过谁呢，我看他活到105岁没问题。”

　　然而，美好的愿望终究没能成为现实。2月23日早上8时38分，101岁高龄的徐邦达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当天中午，滕芳女士第一时间在雅昌艺术网讲述了徐先生临终前的最后一段生活细节：最后一段时间，“邦达先生都是住在家里。虽然插着管子不能说话，但思维很清醒。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去跟他告别，会轻轻地亲吻他一下。”

　　“早上我坐在他床头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很低了。我贴在他耳边和他说，‘一路走好，一定要高兴，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你喜欢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祝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