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图》  局部  钱选

山水画自东晋滥觞，就以青绿为主色，那是大自然的本色，也是中国古代人民理想中自然应有的色彩。青绿山水在唐代成熟并达到鼎盛，至宋代又出现第二个高峰，从此开始衰落，原因在于水墨画的崛起。

水墨山水画起源于盛唐，五代两宋一跃取代青绿而成主流，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牵涉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特别是儒、道、禅哲学对宇宙、自然、人生、艺术多领域的特殊见解。也与中国古代画家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有关，他们掌握中国哲学，发明了全世界独一无二，以墨分五彩代替颜料的绘画，并发展为文人画，以之作为修身养性的有效工具，因而勃然发达，广泛普及，直至今日。

宋代出现文人画思潮，将以青绿为主的宫廷院体绘画贬为“作家”画；元代文人画左右画坛，提倡“士气”；明末董其昌又提倡山水画“南北宗”之说，把以青绿色为主的宫廷院体绘画归为北宗，以水墨为代表的文人画归为南宗，明确贬北崇南，这些都成了青绿山水式微的重要原因。尽管元明清文人画家仍有人兼工青绿山水，民国时期也不乏其人，但终究不过聊备一格而已。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依旧。

然而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青绿山水之所以乏人问津，都还不全是因为艺术观念受文人水墨画影响支配，否则元代钱选、明代文征明、清代王石谷等纯粹的文人画家也不会轻易染指青绿。可以说和画水墨山水相比，画青绿山水太艰苦，太难臻绝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水墨可工可写，以写为尚，随时都可信手挥毫，还可泼洒自由。青绿只有工笔，没有写意，甚至连清代王鉴那种在水墨皴染基础上重设青绿色的山水都很少。以院体画标准衡量，它要涉及造型、构图、勾染、设色等技术性极强的专业，难度很高。以士夫画标准要求，则在技法精妙中还得高雅有书卷气，这个更难。水墨用色简单，省工省料，青绿着色却对颜料质量要求极严，古代许多画家不得不自己研制，其烦难可知，故而使人却步。

青绿山水成形时还没发明皴法，平面性与装饰性很强，这两种特性，是中国绘画源于远古工艺纹饰的四个胎记中的两个（另两个为意象性与象征性）。起初山水只作为人物画卷的活动背景，如《洛神赋图》很像一幅工艺装饰带，独立成为山水画科之后，装饰性便遗传成了本性。这种本性，恰恰是青绿山水画的特点与优点，使它既来源于自然，又比自然更美。

尽管后来有些画家，如北宋王希孟在《千里江山图卷》中增加了理想性，比较自然真实，但仍不脱装饰本性。水墨山水发明了皴法，增强了“石分三面”的立体感，因而削弱了平面性与装饰性，增强了意象，另有美感，与青绿韵味不同。明清时期的文人青绿山水，将两者调和在一起，味道反而冲淡了。

到了20世纪，中国美术深受西方写实主义影响，在80年代以前，传统山水画不断受到改造，以西画素描、速写中的写生为基础，掺入西画观念与标准，在现代人看来更自然真实的水墨淡彩画法，如李可染、石鲁、傅抱石等人所作，遂成时代潮流，影响至今。

青绿山水的装饰本性很难通过写生改造，一旦写实，色彩造型很容易靠近乃至变异为西洋画。不改造，又不能适应时代审美要求，故而在20世纪仍遭冷落。

80年代以后，中国画出现真正“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代，传统与现代，稳健与激进并存，开发发展中国画的色彩也成了热门话题，并由此诞生了许多借鉴、移植东西洋绘画的新型重色山水画，却可惜人们依旧缺乏研究与发展传统青绿山水画的热情，因而过了21世纪的门坎，至今依然罕见在这块古老园地辛劳的耕耘者。

青绿与水墨的基本品格，一为富丽，一为野逸，故前者得庙堂之气易，后者得庙堂之气难；反之，后者得书卷气易，前者得书卷气难，各有千秋。水墨画是王维等一众唐代高逸之士创造发明的，容易在历代文人中流行，甚至影响到20世纪的非文人画家。但文人水墨画若无文化底蕴，便会流于粗劣浅薄。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突飞猛进，艺术市场迅速发展，重彩工笔画原本耗工费材令人却步的问题，反倒成了市场计算商品成本的可靠依据，使其成为有利可图的丰厚投资项目，很快吸引产出与投资，因而极大效果地促进了工笔画繁荣，以至于从上世纪末迄今，工笔画都是市场以及画坛的宠儿。这正合时代气象，不是坏事，只可惜工笔画的热闹只在花鸟与人物，山水依然寂寞。

平心而论，青绿山水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其本身的技术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青绿山水需要适度的装饰，又不能直接沿袭传统画法，还得创新，而一有新意，又往往装饰过度，显得造作不自然，没有雍容气度，与它在唐宋时代的那种阳刚壮美，振奋精神，富有庙堂之气的距离太远。本来，我们的时代就需要阳刚壮美振奋精神的艺术，青绿山水的传统品格，正好最能适应和满足这种时代需求。虽然，它在当下的发展转型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广大艺术从业者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下，无论现代青绿山水，还是现代文人画，都能以其与时俱进的新姿，重新在春天的苑囿里灿烂绽放。

（作者系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