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曦林
人生之旅，从艺之途，必有贤师导路方可入门行远，故恩师如父泽当终身铭记。振峰先生乃予于山东艺专求学时所崇敬的老师之一。时在1961年，先生由沈阳调入济南，方未及而立之年，英姿焕发，谈笑风生，能与青年学子打成一片，予亦得课外径入师门拜访，览先生之大作，闻先生之教诲，获益良多。近日，先生寄来画册打样，看到先生1962所作《老人头像工笔写生》，记得是在先生家里看过的，此40多年前事，恍如昨日，如在目前。那画中的老人是学校的模特儿，我们都曾画过，但都未及先生是作结构充实谨严，至今仍可视为工笔重彩人物写生不可多得的范本。先生亦宝爱此画，1983年、2006年两度题跋，1983年跋此画曰：
此余廿年前写生作品，艺事尚在探索阶段，技巧并不成熟，然一丝不苟刻意求工之精神颇堪自慰。艺事无捷径，心诚则灵，诚则顽强不息，勇于实践，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也。
此语乃普遍艺术规律，亦先生从艺数十年之心得。
今先生已逾古稀，从艺50周年，成绩煌煌，卓然立于画坛。其艺以人物画及竹雀一类最为代表，略分述于后。
先生之人物画，受益于鲁迅美术学院严谨的造型基础教学，当年苏联契斯恰可夫学院派素描教学风行于中国，今人大多认为误我中国画而痛骂不绝。先生较为客观，认为“虽然它不能为国画专业提供直接的造型基础，但作为研究形态结构和掌握相应的表现技能来说还是十分必要的。”先生的聪慧之处是，不仅仅留步于素描、速写甚至于临摹西方经典之作，亦不限于由工笔入手向水墨人物画的转换，更从山水、花鸟画画家不疾不徐落笔成象得心应手的写意艺术中悟及中国画的笔墨，所以其水墨人物画又不尽粘着于被称为“素描派”的鲁美流行作风，而融入“浙美”学派参酌花鸟、山水笔墨之长，更由于自身长期坚持挥洒墨竹，自然而然缘笔墨变化的丰富性，强化了水墨人物画的笔墨表现力，这在他1960年代以来的许多水墨人物画巨构和肖像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先生的实践经验和教学思想惠润了一代代齐鲁学子，山东今日中青年水墨人物画梯队之强盛当有先生之功。直到今天，整个中国水墨人物画坛如何高层次地处理造型和笔墨的关系，都可以从先生兼事墨竹的经验里得到启示。
如果说先生的人物画更多原发于他所处的时代对他的感召，同时也沁透着他对社会的关切，对人生的关爱，如果说《抗洪》巨制是群体壮美力量的交响颂歌，其肖像画则通过个体人物造型、性格、气质的刻划寄寓着他对人生的热爱，他与普通人的亲情。笔者认为，人物画当是造型艺术的人学，很难设想，一个人物画家会漠然于人生，会漠然人所赖以生息的土地、社会与时代；也很难设想，一位山水、花鸟画家会隔绝于自然，因为我同时认为，山水、花鸟画是分别从较为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造型的学问。人是自然中的万物之灵，自然亦是人的自然，故艺术又无不是中国天人合一文脉的映照。
先生向读者展示的另一片艺术天地便是以竹雀为中心今被泛称为花鸟画的魅力。正如中国的文脉所示，中国画家总是将山河与动植物人格化，或者将山当人来画，将花木当人来画，类比、兴之文法藉以写人之心意。先生之竹缘自童年始，自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每一堂图画课都是清一色的墨竹临摹——恐很少有人得此机缘。墨竹奠定其艺术基础，更成为他日后挥之不去的情竹。观先生之《风雨精神》，数竿竹亭亭纵立，数片叶飒飒沐风，又有群雀奋飞，读之怦然为之心动。先生画竟复题诗曰：“把笔临风想昔时，风华少年正可思。坎坷历尽春归去，羽丰秋高争来日。”这竹便不再是自然之竹，而是先生忆风华少年不再、历人生坎坷不馁的精神之竹。其兰、梅、菊、石亦无不是其心迹、人格之写照。
竹，向被称为“君子”为历代文人之雅好，而先生时将叽叽喳喳的麻雀与竹为伴令人不解。当知道先生曾救助一只骨折之雀，与之欢愉一夏，后飞去而久久怅然之事，遂晓先生关爱生命并让雀儿在画中扮演各种角色之心源，此诚“心画”者也，“写意”者也。前述先生题画有“心诚则灵”之语，此诚不仅指劳动态度，亦深寓内心世界之诚，心不诚，惶言“心画”。当下奢言“写意”者亦多，而真知“写意”者寡。其实写意之“写”不仅书写之“写”一义，亦读作“泻”而有宣泄之义；将“写意”当画法解乃浅释并误读却无奈约定俗成，而“写意”宣泄发散怀抱胸襟之深义又被遮蔽，当复兴其精神，故当下有“写意精神”之呼唤。读先生之竹雀，似在这和声之中。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忆昔从先生学画不觉已阅40余秋。今番再读先生画作，一笔一墨皆如先生教诲之言。值此先生从艺50周年之际，匆此拙文以谢师恩，并祝先生康健矍铄，从心所欲，振衣千
丁亥秋晴寄自北京里仁书屋
仞之冈，再攀艺术峰巅。